“务工大军”返粤开工******

　　中新社广州1月30日电 (记者 程景伟)春节过后，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迎来异地务工人员返岗高峰。

　　“稳就业促发展——桂籍务工人员入粤返岗免费专列”载着544名广西籍务工人员，于1月30日16时34分抵达广州南站。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到高铁站站台迎接。

　　“我在广东工作15年来，给家里带来了不少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新房子修了两层，也买了小车。”返回广州上班的韦先生，来自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他表示，今年将努力提升技能，争取升职加薪。

　　连日来，广州南站人潮汹涌。多趟高铁专列将大量的外省务工人员陆续接回广东。“现在厂里订单多了，我就想赶紧回来开工挣钱，给儿子多挣点奶粉钱。”来自广西桂林的段先生，已于1月29日乘坐专列抵达广州，回到广州市白云区一家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工作。

　　据介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计划春节后直接组织返岗专列14趟，专车380班次，包机3趟，“点对点”组织外省务工人员入粤返岗2.5万人。目前，已通过专列共帮助1800余名务工人员及时入粤返岗就业，示范带动各地和企业加大组织对接力度，帮助务工人员便捷返岗、快速就业。

　　广东是中国第一用工大省。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监测，广东的外省务工人员约2300万，约占全国的1/3。今年春节前，外省务工人员返乡率约75%。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广东各地企业相继开工，用工需求迅速回暖。

　　广东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企业节后用工需求。去年以来，广东拿出830亿元人民币，引导企业将员工稳在广东、稳在企业、稳在岗位。

　　同时，广东着力下好企业用工保障“先手棋”，强化“逆向招工”。春节前，该省就组团到劳务协作省份现场招聘、预订员工，截至目前已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800多场。此外，广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春节期间保供等重点企业给予留工补贴、交通补助。

　　目前，广东整体的员工返岗率达到一半以上，基本回到新冠疫情前同期水平。

　　广东近日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一大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在全省各地先后动工，预计近期会有力地拉升用工需求。

　　“广东的制造业用工需求会进一步上升，尤其是对熟练技能人才的需求会增多。”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夏义兵称，据监测，春节后该省人力资源市场岗位供求缺口约50万人。

　　据介绍，广东将依托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等劳务协作机制，“点对点”定向开展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强劳务协作、保障企业用工。(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